□ 郝鐵川 （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）

　　社會風氣如何，是法制實施狀況的晴雨表，研究法制史離不開社會風俗史的研究。春秋戰(zhàn)國是中國社會形態(tài)發(fā)生巨變的時代，其社會風俗的變化，歷來為人們所關注。概而言之，春秋戰(zhàn)國風氣之變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：

　　第一，“禮崩樂壞”，舊的法制式微。梁漱溟先生認為：“中國數(shù)千年風教文化之所由形成，周孔之力最大。舉周公來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；舉孔子來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；故說‘周孔教化’。”《尚書大傳》記載：周公“一年救亂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踐奄，四年建侯衛(wèi)，五年營成周，六年制禮樂，七年致政成王”。“周禮”是對周朝各種制度的概括，它主要是由周公奠定的，但也不能俱歸于周公。至少周文王的貢獻不能抹殺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載：“西伯（即周文王）陰行善，諸侯皆來決平。于是虞、芮之人有獄不能決，乃如周。入界，耕者皆讓畔，民俗皆讓長。虞、芮之人未見西伯，皆慚，相謂曰：‘吾所爭，周人所恥，何往為，只取辱耳。’遂還，俱讓而去。諸侯聞之，曰：‘西伯蓋受命之君。’”正因如此，司馬遷得出周文王在位時期已經“受命”“稱王”，甚至“改法度，制正朔”等結論。這種說法雖然曾遭到學者的質疑，但周文王無疑整合了始祖后稷至王季時期周族的文化傳統(tǒng)，進而制定相應的禮樂法度，為周國、鄰國甚至是西部同盟國所共同遵循，這則是周公“制禮作樂”的基礎。任何一項制度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。

　　周朝的禮樂制度經歷了二百七十多年，到了春秋戰(zhàn)國走向“禮崩樂壞”的時代。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《日知錄·周末風俗》中說道：“春秋時猶尊禮重信，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；春秋時猶宗周王，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；春秋時猶嚴祭祀、重聘享，而七國則無其事矣；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，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；春秋時猶宴會賦詩，而七國則不聞矣；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，而七國則無有矣。邦無定交，士無定主，此皆變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間。史之闕文，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。不待始皇之并天下，而文武之道盡矣。”

　　孔子對春秋時期的“禮崩樂壞”痛心疾首，他說：“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(zhí)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”意思是，天下有道的時候，制作禮樂以及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決定；天下無道的時候，制作禮樂以及出兵打仗，由諸侯作主決定。由諸侯作主決定，大概經過十代很少有不垮臺的；由大夫作主決定，經過五代很少有不垮臺的；由陪臣執(zhí)掌國家政權，經過三代很少有不垮臺的?！妒酚?middot;太史公自序》載：“春秋之中，弒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(shù)。”

　　春秋戰(zhàn)國的“禮崩樂壞”，發(fā)生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法律等各個領域。研究新舊法制如何交替，春秋戰(zhàn)國歷史是個很好的研究樣本。

　　第二，尊法習法的社會氛圍逐步形成。根據(jù)對郭人民教授《秦漢制度淵源初論》和朱紹侯教授《軍功爵制考論》的研究，春秋初年，晉國消除宗法公族特權制度，確立了軍功任官、軍功賞田制度，拋棄了親親尚恩的觀念，樹立賞罰嚴明的指導思想。晉頃公時“鑄刑鼎”，公布一罪一罰的成文法，晉國形成賞罰分明的法治政治。“晉國有法，始亂者死。”直到春秋末年仍然是大臣遵守的一條政治原則。這種賞罰嚴明的思想在晉國推行了約兩百年，成為后來戰(zhàn)國推動各國政治改革的思想前導、法家學術思想的主要歷史來源。

　　戰(zhàn)國韓、趙、魏“三家分晉”，延續(xù)了春秋晉國的法制路線。商鞅自魏國入秦，提出了廢井田、重農桑、獎軍功、實行統(tǒng)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(fā)展策略，深得秦孝公的信任。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，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，先后兩次實行以“廢井田、開阡陌，實行縣制，獎勵耕織和軍功，實行連坐之法”為主要內容的變法。經過商鞅變法，秦國的經濟得到發(fā)展，軍隊戰(zhàn)斗力不斷加強，最終發(fā)展成為戰(zhàn)國后期最富強的集權國家。

　　戰(zhàn)國秦國經過商鞅變法，形成了崇尚法制的社會風俗?！盾髯?middot;強國》記載，公元前259年，荀子坐著馬車入秦，一路上輕車緩行，細心觀察秦國的風土人情、吏治民生，荀子跟秦國的百姓、小吏、官員、朝臣都有密切接觸。荀子的趙國使臣團在秦國路過，沒有軍隊凈道，沒有百姓圍觀，秦國軍民各行其是，對他們視而不見。荀子主動跟他們交流，發(fā)現(xiàn)秦國軍民都知法守法，樸素老實，奸詐之徒基本沒有。荀子稱贊道，秦國的百姓簡樸淳厚，其音樂積極向上，無靡靡之音，人們的穿著整潔大方，無奇裝異容；百姓敬畏法律，服從官吏的管理；關于秦國的官吏精神狀態(tài)，荀子說，他們都是嚴肅認真的樣子，謙恭節(jié)儉、敦厚謹慎、忠誠守信而不粗疏草率；關于在朝廷里做事的士大夫的精神狀態(tài)，他們都是從家門到公家衙門，從公家衙門再到自己家里，沒有私人事務。不互相勾結，不拉幫結派，廉潔奉公。當然，荀子認為秦國沒有儒者，這是一個缺陷。

　　第三，官府定期進行講讀政令，推動尚禮向尚法轉變。朱紅林教授在《岳麓秦簡“讀令簡”研究——竹簡秦漢律與〈周禮〉比較研究第九》一文中指出，《岳麓伍》簡201-202有關縣、鄉(xiāng)、里三級行政機構讀令的記載，可以與成書于戰(zhàn)國的《周禮》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機構定期宣讀政令的制度相印證。這表明戰(zhàn)國秦漢時期國家各級行政區(qū)內定期宣讀國家政令的讀法（令）制度確實是存在的。當時的讀令制度不僅是宣讀國家的最新政令，同時也是國家思想文化宣傳的一種手段。有關官吏不僅要宣讀國家的相關政令，更要給百姓解釋并進行勸導，使之能夠切實理解并遵行。所謂“以吏為師”，就是讀令制度的具體寫照。這說明戰(zhàn)國尊法習法，蔚然成風。